“攻克癌症”，一直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心愿。无论是传统医学的几千年，还是现代医学的几百年历程，数不清的名医大家、仁人志士、博学精英、甚至国家元首，动用各方力量甚至举国之力，满怀信心、鼓足勇气、全力以赴，一次次宣告“突破”、多少回公布“成功”，无数的癌症病人更是急迫地在数着日子中企盼着“明天的太阳”，可是，现实是如何呢？

癌症作为人类的疾病之一，是4500年前（大约公元前2500年，人类第一次记载了这种疾病）见于记载的，直到1845年（大约170年前）才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真真切切看到了癌细胞，此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癌症研究

1948年4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和研发部主任查尔斯·凯特琳（Charles Kettering）捐出400万美元，在纽约兴建了全球最大的私人癌症研究机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斯隆-凯特琳纪念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的诞生。当年斯隆曾说道：“要是癌症也能有研发原子弹投入的资金、脑力和计划，对抗这个神秘之症早就有长足进展了”，这也是作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斯隆对于癌症攻克的理想之路。如今，斯隆-凯特琳纪念癌症中心有12000多位雇员，包括834名主治医师和143名斯隆-凯特琳研究所成员。2011年，医院接纳患者24486人，门诊病人535900人次。癌症中心100多年来专注于癌症。医院的医生在诊断和治疗各种癌症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技能，并且利用最先进、最具创新性的方法增加了治愈的可能性。医生和研究人员之前的密切合作使新药和治疗方法能更快的投入临床使用，为患者提供先进的治疗技术。比如，癌症中心收治的乳腺癌患者数量占全美各医院的首位，其保乳手术也居于全美第一位。该院在肺癌、结直肠癌、胃癌等领域国际领先。如此庞大的癌症医疗王国，至今仍然在癌症道路上迷茫徘徊。

1958年对于中国来说，那是个特殊的岁月，一切都进入到了“大跃进”的急速运转的轨道中，中国的第一家肿瘤医院也在洪流中应运而生。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中，农民可以亩产万斤粮，工人可以高炉流出万吨钢，医生也不能落后，肿瘤防治也喊出了“十年制服恶性肿瘤”的口号，甚至抬着“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的大标语上天安门游行。现实是冰冷无情的，热情消退后，癌症病人继续着“等死”的结局。

1970年代初，周恩来患上了膀胱癌，又一轮攻克癌症的举国动作开始，膀胱癌研究遍及各地，同时对全国癌症死亡进行登记调查。第一次调查历时一年，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一项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清楚描绘了中国大陆胃癌、食管癌、肝癌、宫颈癌、肺癌、肠癌、白血病、乳腺癌等多发癌症的死亡率水平及其地理分布。调查结果在1979年汇编出版，先后出了中、英文版《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专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死亡地图集》，轰动国际学术界。其中英文版的精装报告，一度作为接待外宾时的国礼赠送。而对于癌症的诊治，依然处于原地踏步之状。

至今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攻克癌症的运动还是要追溯到40多年前的美国。1969年，正好赶上了美国登月计划的开展，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玛丽·拉斯克花了2.2万美元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占了2/3篇幅的大标题是：“尼克松先生，你能治愈癌症”标题下面是当时最著名的癌症专家法伯的话：“我们就快找到解药了，只缺送上月球的那种决心、资金和全盘计划。”当时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主席Sidney Farber坚信：“我们离治愈癌症如此接近，我们只是缺乏意志、金钱和全面的规划。”此时的1970年，“越战”吞噬着美国人的灵魂与资源，作为总统的尼克松意识到，由总统推动一场抗癌之战或许比战争更会得民心，更有希望大获全胜，这场抗癌之战可能就是另一个“曼哈顿工程”或“阿波罗计划”。

图1  1971年12月23日，美国尼克松总统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被认为是抗癌战争的宣言。

于是，1971年1月22日，尼克松发表国情咨文，表示：“时机到了，之前全国同心协力分裂原子、将人类送上月球，现在我们该将这份心力用在对抗这可怕之症上了。”（The time has come in America when the same kind of concerted effort that split the atom and took man to the moon should be turned toward conquering this dread disease. Let us make a total national commitment to achieve this goal.）同年底，颁布《国家癌症法案》，宣布提供1亿美元的特别预算资助癌症研究。根据这项法案，癌症研究者可以动用大量联邦资源，专门用于癌症研究与控制。自此，癌症与其他重大疾病在行政管理与财务支持上截然分开，它有了独特的机构特征、专门的政治基础。当时提出的5年目标是到1976年美国消灭癌症的计划。

宏伟的规划很快被泼了一盆冷水。1974年，一项政府调查指出，病毒学家花费了2.5亿美元也没有找出人类癌症病毒或疫苗。这场始于1964年、为了更好理解人类癌症病毒的“癌症病毒特别计划”，就成了“登月模式研究法”失败的最佳证明，美国政府对协同努力能够战胜癌症的信念也由此开始动摇。接着是一系列发展化学药物疗法的失败； 1980年干扰素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被称为治疗癌症的“神奇子弹”的希望也迅速幻灭。一连串失败让一场癌症大战终以失败而偃旗息鼓。1986年，美国生物统计学家约翰·拜勒（John Bailar）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15年来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就要输掉这场战役。慈善家的善意、政府的行动都无法保证科学能产生想要的结果。直到今天，癌症的死亡率在控烟、普查、早期诊断等多管齐下的努力下与1970-71年癌症法案颁布时相比有所下降，但癌症仍然是美国人死亡的主要疾病。

执行美国抗癌计划的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下属的28个研究所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每年投入的经费几十亿美元，截至2010年，NCI已经在癌症研究、治疗和预防上花费了约900亿美元。新制定的到2015年的奋斗目标是“消除痛苦、减少死亡”,并将主要策略由“寻找进而破坏(seek and destory)”转为“锁定并且控制(target and control)”。数以万计的各类癌症研究精英在一刻不停的忙碌中。

图2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庞大建筑群

今天，在尼克松对癌症宣战40多年之后，善良的人们还是依然继续着美好的梦想，人类总是梦想着有一天早上醒来听到一个天大的好事：癌症攻克了！我遇到多次的事儿是，癌症病人充满希望地问我：“纪大夫，再有3年癌症能够攻克吗？” 我说：“为什么3年呢？” 他说：“因为我的癌医生说还可以坚持3年，那么，到时候我就不怕了呀！”可见，人们对于癌症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抱着满满的希望在等待着不久的一天一下子就能解决了。学界用一种谨慎的乐观来讨论他们所知与未知的领域，其中著名的DNA双螺旋模型的提出人詹姆斯.沃森在2011年的《科学》杂志上说：“随着我们对导致疾病分子机理的认识逐渐深化，现在是发动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抗癌之战的时候了。” 言下之意就是说，癌症的攻克就在不远的将来。

癌症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认识呢？

从人类和医药发展史上来说，没有一种人类疾病的有效治疗是大规模口号和运动就能诞生的，它总是在人类对疾病和生命机理的认识达到一定水平，才真正出现的。 这就是为什么青霉素对感染，奎宁对疟疾，疫苗对天花，只能在19世纪对人类有真正的治疗疾病的意义，而不能在之前的时代。 我们对癌症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进入角色，对于癌症的本质和全貌都还处在“瞎子摸象”阶段，在这样的初期时段，无论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制定多么宏伟的计划方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大致收集了一下自1978年以来，国内外医学界和大众曾经被一次次看到希望又一次次希望破灭的癌症治疗途径有：

1 肿瘤疫苗

2 中医药

3 LAK细胞

4 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 (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CIK)

5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

6 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s，APC）

7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s，CT、Ls）

8 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 NK cell）

8 介入疗法

9 生物治疗基因疗法（实验阶段）

10 生物导弹

11 自杀疗法饥饿疗法（旁路“偷食”）

12 肿瘤起源细胞(Tumor initiating cell，TIC)

13 肿瘤干细胞 (Tumor stem cell,TSC)

14 靶向治疗 （Target therapy ）

15 RNA干涉 (RNA interference，RNAi) 基因静默的靶向治疗（ALN-VSP）

……

走过的路告诉我们，每一个新“理论”的问世都带来过一阵“猛烈”的新的热潮和希望，但也都一次次破灭着美好的梦想和寄托。每一次破灭一定已经“孕育”着下一次“曙光”的出现。

我们经历着这个过程和期间的起起伏伏，当的是匆匆的“过客”而已。